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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礼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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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问题专家,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以向大众阐释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著称。任《东南亚研究》主编,著有《亚洲的高度》《透视东亚“奇迹”》(合),主编有《漫画地球村》等。在《南方周末》《南风窗》《看世界》《联合早报》《羊城晚报》《书城》《中国新闻周刊》《中华读书报》等报刊上发表了200多篇时政、文化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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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季奇的精神分析报告  

2009-03-18 17:12:0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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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季奇隐居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期间,曾多次光顾一家挤满塞族民族主义者、名叫“疯人院”的小酒吧,酒吧的墙上挂着波黑塞族英雄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的画像。这位化了装的被歌颂的英雄,隐身在粉丝中间,端的是无比快活,他甚至操琴为他们助兴,只是出于安全原因,他不能开口向他们发表演讲。

卡拉季奇曾是科班出身的精神病医学专家,在贝尔格莱德隐居期间他曾研究冥想疗法、“人体量子能量”并从事相关的行医活动。他曾习惯于处在受众人瞩目的位置,因此即便是在逃亡期间他也不想被人冷落,他连续以真名出版文学作品(包括剧本、爱情小说、诗集),同时以盗用的身份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精神病医生,经常出入公众场合。这种挑战追捕方的行为,有点像公然留下破案线索以及对警方的嘲弄语句的连环杀手,透着自大、自信的底气,透着渴望被注意、渴望过一种沸腾式生活的强烈个性。

从他逃亡前对媒体发表的自我辩护词来看,他认为自己不是罪犯而是民族英雄。英雄有英雄的逃亡、隐居方式,不应当像见不得阳光的鼹鼠。他也非常重视自己的外在形象,即便是化装成“达比奇医生”时,他也把自己修饰得非常仙风道骨,仿佛是一位拥有超自然力的圣者。

他非常重视对自身的保养并希望长寿。逃亡期间有杂货店主发现,他总是买最好的食品,喝低脂酸奶与红酒。他自恋、爱惜自己,平静地被捕,并不壮烈地反抗。被捕后他神情镇定,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不吃狱方的垃圾餐,每天的食谱非常小资:泉水、杏仁、榛子、葡萄干。他希望自己能活到120岁,原因么,当然可能包括这样他就可以看到那些指责他、诅咒他、迫害他、审讯他的人跪下来痛哭流涕向他请求宽恕。

他的超冷静显示着他内心确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或许这是因为他自认是正义者。逃亡期间,他沉迷于冥想疗法,他为别人治病的办法就是──“为你的内心注入力量”。这种疗法不会普遍有效,但在某些个案上可能特别有效,前提是患者充分将自己的精神世界向医生敞开。

在“英雄”、“伟人”的精神世界里,往往可能存在极端严重的病态区域,但他们不会主动说出这一点,所以关于他们的精神分析报告常常是零碎的、缺乏直接证据的,正如这篇评论文字。不过人们可以通过对这些特殊人物的行为的长期观察,来间接验证关于他们精神世界的假设。

通过观察而不是精神诊疗中的医患对话,卡拉季奇的一位同胞提出了以下假设:“卡拉季奇是一个精神病医生,也是一个疯子。”这个假设是基于他众所周知的狂热的民族主义言论和政策行为中的暴力元素。

尽管精神病医生在其职业生涯中有可能感染上患者的精神疾病,但卡拉季奇被人认为是“疯子”,很可能是由于他性格中的文艺基因。众所周知,他自年轻时代就开始出版文学作品,并以诗人身份自诩。他的内心里可能有一个充满温情与正义感的文学世界。他逃亡期间的绯闻女友米拉说:“达比奇医生”是一个很平和的人,非常关心病人,曾治愈了一名自闭症男孩。他也爱妻子,在逃亡途中给妻子写了许多炽热的情书。他爱儿童,逃亡期间专为儿童读者写了一本诗集。相应地,在现实中他号召波黑塞族军队为正义、国家、民族、主权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而奋力向异族冲杀;他对他童年居住过的萨拉热窝的深沉的爱,转化为对这个城市异族占领者(穆族)泼天的恨。作为诗人,他希望世界干净,正义得直。

人类历史上有一些文艺家成为大权在握的政治家的个案,只不过这种跨行业的结合,其结果多半是负面的。希特勒、波尔布特、萨达姆都是自认有文艺天才的人,这种文艺上的天才感与现实政治结合的结果,往往就是沉迷于追求史诗般的、旋风般的政治效果,同时对自己所经受的挫折、屈辱格外在意,因强烈的孤愤感而引发强烈的报复心和对他人的不信任,这种报复甚至不惜以国家、大众走向危境为代价。在现实政治中,如果存在“伟人”、“超人”,那么这些人绝大多数同时也是病人。

卡拉季奇不太可能是一位拔尖的文学家,一般来说,以文艺天才自诩的政治家,其文艺功夫都优秀不到哪里去。通常的情况是:在文艺方面失意或成就平平的文艺家(或文艺爱好者)把对文学的热情转投到政治领域,并在有机会掌握政治大权后做出许多“疯子”般的政治行为。

我们还可以推测: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卡拉季奇。在逃亡期间,文学创作成为他的心理避难所,他的文学才能甚至可能在此期间有所提高。梦能使人们潜意识中的愿望获得满足,在政治的现实逐鹿场上失意之后,文学创作因其想象、寄梦功能,成为卡拉季奇最称心如意的愤懑宣泄手段和自我疗伤手段。这一点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他为何在逃亡期间写了那么多的文学作品。

萨达姆也是这样一个才艺欠佳但对文学一往深情的政坛枭雄,他在小说中将自己刻画成一个受尽屈辱但最终成功的英雄,从而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这种英雄比那些一帆风顺的英雄更伟大,同时,这种刻画也更能宣泄过去成功路上的所有不爽。如果萨达姆不是因为被捕得太早而只好忙于写法律上的申辩材料,他可能会写小说来表达他在对美战争失败后不屈的斗志,以及被手下人出卖的孤愤。

卡拉季奇早年有坐冤狱的经历,在波黑战争中又是因外国军队插手而屈辱地战败,因此他逃亡期间有可能通过书写文学作品来宣泄自己的孤愤、怨恨。果然,在剧本《处境》中,他刻画了一批“政客、自大狂、假爱国者、贪官污吏和海外黑势力”,也批评了塞族人的一些弱点,他认为这些因素导致了波黑塞族的失败。他以文学的方式来诅咒出卖了祖国、也出卖了他(英雄)的小人。显然,他仍耿耿于怀他的功亏一篑,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暂时失败、受尽委屈的英雄,而历史将还他一个公道。

从现有资讯来看,他还没有去坦承在他个人英雄史诗的现实书写过程中,有多少无辜者直接或间接因他的政治决策而受伤、死去、遭受家园被毁之痛和失去亲人之痛。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精神分析大师认为,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罪与罚都具有内在性。那么,作为统治者、诗人、“疯子”的卡拉季奇是否会在内心因与自己有关的罪与罚而饱受煎熬?这要看他对人道主义有没有真正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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